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每个生产队都有七八把木犁，木犁是给男性劳动力专用的。一个生产队有100多亩田地，一百多人吃饭靠这几把木犁来犁田、犁地。

我父亲在队里当生产队长期间，就有一把专用木犁，每年到农活季节，他都安排自己和队里的青壮年主要劳动力去犁田、犁地。父亲在队里当了三十多年的队长，直到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分地到户后才得卸任。

随后分田到户时，他那把木犁通过抽签赎买回来。

木犁在自家的责任田用了三年，父亲就想换新的木犁。他不去街上买新木犁，而是到村子后背山去找适合做木犁的树砍回家自己做。在山上发现还未成材的树，等长大适合做木犁的，父亲就拿铁线去捆好固定弯形状，过了三年，树长大了再砍回来做木犁。

当年我还读高中的时候，寒假回家看到父亲喊村里的木工师傅来帮做木犁。父亲不会做，就负责后勤工作，剥花生、炒腊肉，师傅爱喝酒，喝几杯酒就不收工钱了。

新木犁做好后，父亲对我说：“明早去试新犁，顺便教你犁田。”那时候正是开春的时候。早上阳光明媚，父亲端了一桶放有米糠的热水到牛栏给牛吃，牛喝完水后，父亲牵它出牛栏。牛看见新犁架在肩上，似乎明白要去犁田了，泪水不断往外流。我父亲摸摸牛的头，说：“今天就做半天工，教教新手的，你配合点就没这么辛苦的。”

父亲迎着朝阳、牵着黄牛走在前，我扛着犁跟在后，太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来到田头，盛开的红花草在微风的吹拂下，向我们点头微笑。在田里，父亲边给牛装犁，边向我灌输实用理论，说：“你是在农村长大的男人，一生必须要学会犁田，以后你就靠这把木犁吃饭了。等你学会了用这把木犁，这把就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父亲对我说，犁的一端是人，一端是牛。如果牛不直直地走，就靠牛绳来拉它的鼻子或拍它的身子，绳子就像车的方向盘。田，犁深犁浅全靠犁的撑柄，要犁田深的，人就把犁的撑柄抬起，犁铧就深深插入土层；想犁田浅的，就把犁的撑柄往下压，犁铧就往上窜。

父亲自从教会了我犁田后，后来的日子又教我学会犁地、耙田、打木滚（平整水田的农具）等用牛的农活。

农忙时节，艳阳高照，汪汪水田，白鹭翻飞。父亲在水田里，他驾起牛，扶着木犁，紧握犁的撑炳，扬起牛鞭，吆喝一声，牛就奋力往前，犁铧就翻起一块块泥土，掀起一道道水波。四月的天气说变就变，突然雷声隆隆，雨声淅沥。父亲连忙叫停黄牛，他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又继续犁田。雨点打在水田里溅起一朵朵水花，父亲见雨越下越大，挥舞的牛鞭发出“叭叭叭”的响声。牛鞭声与雷电声、风雨声、水花声连成一片，合奏成一曲风雨中耕耘的乐章。

父亲的一生，都在与木犁打交道。他一有时间就往山上跑，见到适合做木犁的树就砍回来备用。父亲人很随和，平易近人，他的木犁很好用，几乎全村人都借他的犁用过。

随着时代变迁，木犁渐渐退出农耕舞台，铁犁、耕田机相继登场。那些牛耕人犁的岁月，却永远烙印在经历过的人们的记忆里，成为挥之不去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