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下称“广西师专”）首届学生毕业仪式历经当局以“集中训练”“思想改造”为由拖延半年后，最终在压抑中结束。毕业人群的喧闹中，来自武宣县桐岭镇古龙村的龙德洽，将目光投向阴霾的天际。

两年半校园时光，首任校长杨东莼、恩师薛暮桥播撒的革命思想深深浸润着他。民族危亡的呐喊与救亡图存的探讨在心中生根，使他成为杨东莼倡导的“自由研究”“团体训练”活动中最活跃的分子。1934年夏，当局以学生受共产党“赤化”为由阻挠毕业，龙德洽率先联络麦世法等同学据理力争，威望在学生中逐步提升。毕业时，他被一致推举留校，任第一届毕业生实习指导委员会干事。站在转折点，龙德洽留校当晚便暗立宏愿——以师专为起点，誓将青年热血拧成抗日合力。

一、暗夜寻路：从思想觉醒到秘密小组组建

留校的龙德洽以同学信任为动力，通过研读资料拓宽认知，他清晰地看到民族危亡的紧迫性——东北沦陷、华北告急，而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妥协、对内“剿共”，与新桂系深陷割据，无暇抗日。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唯有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如黑暗之光指明方向。

内忧外患中，龙德洽抗日救国的念头愈发炽烈。他早在1934年春便与刘敦安商议找共产党；1935年春眼见山河破碎更让他迫切追寻，坚信“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出路”，无奈历经艰辛却暂未如愿。

时不我待，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深知“革命不能坐着等待”，即便尚未与上级党组织建立联系，他毅然决定组建秘密小组，模拟党小组功能，深入学生与民众开展抗日宣传，践行革命理想。

1935年暑假，龙德洽致信同窗好友刘敦安告知其计划获支持，广西师专二届学生陶保桓也积极响应。二人舍弃假期进行筹备：龙德洽通过书信与徒步动员首届同学，并强化在校学生宣传。二届郭英布、路伟良等，三届宁振邦、何励锋及四届莫效康等同学积极参与，以广西师专为核心、龙德洽与陶保桓为负责人的进步小集体就此形成。

二、星火燎原：大同盟创建与广西抗日火种

进步小集体活动期间，校园内托派思想悄然蔓延，其错误论调与进步思想围绕中国社会性质、救国路径及抗日主张爆发激烈辩论：进步学生坚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强调农民革命重要性；托派则宣扬中国为资本主义社会，主张依赖城市工人运动，反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后期更反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龙德洽敏锐意识到：“思想统一才能行动一致”，进步团体急需一个有力的组织来引领方向，共同抵御错误思想的干扰，坚定地走在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上。

1935年9月秋季开学，陈此生、杨潮、陈望道等进步学者到校任教，为学生带来新指引。龙德洽从陈此生处取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在进步学生中秘密传阅，使同学们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中心任务及党的主张有了深刻认识，为反击托派、开展救亡活动奠定思想基础。

龙德洽与陶保桓带着筹备秘密小组方案向杨潮请教，杨潮带来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季米特洛夫报告及《八一宣言》等重要文件。龙德洽深入研究后，成立进步团体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这些文件在学生中秘密摘抄传阅，深入传播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

经数月的筹备，1935年10月，在杨潮指导下，龙德洽与陶保桓在路伟良等骨干共同参与下在广西师专秘密创建“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宗旨是团结青年与群众，开展抗日、反法西斯、反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活动。

大同盟成立后，龙德洽与陶保桓在雁山顶上、良丰圩边几处召开骨干会议，布置校内反托派斗争与校外开展抗日宣传。

在校内，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广西农村调查成果，组织学生通过壁报、演讲、研讨会等驳斥托派谬论，维护了党的六大关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决议。后期针对托派攻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陶保桓、陈大文以校刊《月芽》编委身份，组织盟员展开理论文化斗争，巩固了马克思主义阵地，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成为校园共识。

在校外，陶保桓在家乡指导建立融县“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开展抗日宣传。1936年2月至6月，龙德洽到苍梧县职业学校任教时，将“一二・九”运动精神及民族危亡形势融入教学，组织歌咏队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成立读书会推荐阅读《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培养学生抗日意识。他还联合在梧州任教的同盟骨干梁寂溪、莫效康，带领歌咏队深入街头及东安石桥宣传；借新桂系“六一”运动（1936年6月1日新桂系发起的抗日反蒋运动）契机，带队深入村屯，结合“二五减租减息”动员农民，推动抗日宣传从城市延伸至农村。

龙德洽与陶保桓进一步拓展同盟影响，深入桂林多所学校开展活动吸纳盟员。首届毕业分配各地的刘敦安、麦世法、张镇道、凌焕衡、陈权、毛恣观等同学积极加入，在南宁、桂林、梧州等地掀起抗日救亡热潮。

三、旗帜更张：大同盟更名与纲领重塑

1936年7月，日军侵华步伐加剧，全国抗日呼声高涨。此时龙德洽已调至南宁广西民团干校任教，8月在刘敦安介绍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龙德洽结合全国形势与中共《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精神，意识到需通过更名与纲领调整，让大同盟更鲜明彰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抗日”立场，以精准呼应党的主张。8月中旬，经杜君慧引荐，他与刘敦安会见中共南方临时工委赵同志（据龙德洽回忆材料提供，具体姓名待查）汇报大同盟情况。赵同志建议调整名称及纲领，以适应党的策略转变。龙德洽遂与刘敦安、麦世法、张镇道、张海鳌、黄骏如等深入研讨，决定更名为“抗日反法西斯同盟”。

随后，由龙德洽与麦世法执笔起草同盟新纲领，经全体成员审定通过。其核心主张：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与法西斯，拥护苏联；国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阶层团结共同抗日。

四、薪火相传：更名后的同盟辐射与党组织衔接

大同盟更名后，龙德洽将情况告知在桂林的陶保桓，并印刷纲领传单分发各地进步同学，鼓励在群众中建立类似同盟组织推动抗日。他与陶保桓以新纲领为指导，在南宁、桂林开展抗日宣传，加紧发展盟员和党员——龙德洽与刘敦安以广西民团干校为中心，陶保桓以并入广西大学文法学院的原师专为据点推进工作，为11月罗村会议“集体入党”决议提供了现实基础。

1936年11月7日，中共广西省工委党代会（罗村会议）召开，龙德洽以南宁地区党代表身份参会，会上报告了同盟成立背景、寻党经过及反托派斗争、抗日宣传工作，并代表全体60余名盟员提出集体入党申请。大会一致通过同盟集体入党决议（即经审查后分批履行手续，非简单集体宣誓）。这一决议直接推动广西省工委书记陈岸、委员黄璋赴各地办理盟员入党手续；龙德洽、陶保桓则以同盟负责人兼党员身份加速建盟建党。例如，11月12日陈岸赴武宣为韦敬礼、覃秉寿办理入党手续，建立临时党支部，1937年1月临时支部吸收韦世刚（韦天强）等后重新建立了武宣县党支部，同年4月黄璋到武宣再将其升格为中共武宣县工委，推动群众抗日（1944年11月6日日寇入侵武宣时，韦敬礼率部打响了当地武装抗日第一枪）；1936年11月，龙德洽、陶保桓参与徐敬五在桂林筹建中共桂林县委，该县委12月底成立后，半年内即发展7个支部。

此外，龙德洽加强城乡联动，深入兴安、灵川开展演讲，成立读书会，激发青年抗日救国热情。其他盟员以南宁、桂林为核心，向梧州、柳州等地辐射，构建城乡基层党组织与抗日网络，广泛动员群众，扩大革命影响力。

五、历史回响：同盟的历史定位与青春担当的三重维度

“抗日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迅速壮大，在中共桂林县委成立后作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开展活动，成为联结群众与党组织的纽带，更成为党组织发展的重要人才来源。廖联原回忆录记述了由盟员入党的经历；广西省工委书记陈岸在自传中高度肯定同盟贡献：其积极传播马列主义，推动救亡运动与反托派斗争，尤其在发展党组织和培养干部上成效显著。从中发展的党员多为马列主义武装的优秀分子，毕业后分赴各县中学任教，将革命种子撒向全省空白县市；他们入党后又带动其他积极分子加入，推动广西各地党组织于1936年底后陆续重建，终成燎原之势。

1993年7月2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文件确认“抗日反法西斯同盟”为广西地下党秘密外围组织，这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肯定，更是对抗日奉献者的崇高致敬。

从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到抗日反法西斯同盟，这个由广西师专青年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意义特殊：个人层面，龙德洽与刘敦安、陶保桓等“未找到党时先仿党”，主动扛起抗日责任，展现革命青年历史自觉；地方层面，作为广西首个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为党组织重建输送骨干，陈岸“撒向全省空白县市”的评价印证其奠基作用；全国层面，同盟在各地发起的抗日宣传，与北平“一二・九”运动等形成呼应，成为广西响应全国救亡浪潮的直接体现。

回望那段岁月，龙德洽在暗夜中寻路、在斗争中聚力，他与战友创建的同盟不仅成为广西抗日救亡的重要力量，更彰显了广西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历史自觉与使命担当。这份以青春赴使命、热血护家国的精神，穿越烽火岁月，至今仍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