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一些用人单位在办公场所安装监控摄像头，或通过其他技术手段监控员工的电脑、手机使用情况。对此，有劳动者认为部分监控措施侵犯个人隐私，也有用人单位认为这是行使自主管理权、保障安全生产的合理之举。如何平衡用人单位的自主管理权和员工合法权益，引发讨论。（1月22日《工人日报》）

职场管理边界岂能越过权益保护红线

□ 舒朗秋

不可否认，企业为保障工作效率、防范商业泄密，在合理范围内安装监控具有其现实动因。尤其在涉及核心技术、敏感数据的岗位，必要的监管措施确属管理所需。然而，从公共区域的广角摄像头，到工位正上方的“贴脸拍摄”；从监控设备的普遍布设，到针对个体的“精准盯梢”，这种由“面”到“点”、由“泛”到“专”的监控升级，早已超越管理的合理范畴，是对人格尊严的漠视与对隐私权的侵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等方式侵害他人私人生活安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明确指出，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处理必须遵循“明确、合理、最小影响”原则，且不得过度收集。工位虽属办公场所，但员工在此进行的是持续性、私密性较强的工作活动，其行为轨迹、面部表情、操作习惯乃至短暂离开的原因，均可能构成受法律保护的私密信息。当摄像头以高频率抓拍人脸，甚至可清晰识别屏幕内容，这种全天候、无死角的凝视，已构成对个人空间的系统性压缩，难逃“过度监控”之嫌。

值得警惕的是，此类监控往往带有强烈的“惩罚性”与“歧视性”色彩。当员工感知到自己被当作“潜在违规者”而非“合作共创者”，其归属感、积极性与创造力必将逐渐被消磨。长此以往，企业失去的或许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健康的企业文化。

真正高效的管理从不依赖“盯梢”维系。以尊重为前提、以激励为导向、以制度为保障的管理模式，远比高压监控更能激发员工潜能。要破解这一困局，需多方合力。立法层面，应加快出台针对职场监控的专门指引，明确监控范围、数据用途、保存期限与员工知情同意程序。执法层面，劳动监察部门应主动介入类似投诉，对越界监控行为形成有效震慑。企业层面，需重拾“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将精力从“防摸鱼”转向优化流程、改善激励机制、提升组织透明度。

工位上的摄像头可以记录行为，却无法量化忠诚；能捕捉画面，却照不见人心。当企业选择用镜头代替信任，用监控替代沟通，或许暂时“管住”了人，却永远失去了人心。真正的管理智慧不在镜头的清晰度，而在制度的温度与边界的尺度。

别让职场“电子眼”偷窥员工隐私

□ 汪昌莲

在数字化办公日益普及的今天，智能监控系统、行为追踪软件、屏幕录屏工具等“电子眼”，正遍布职场各个角落。企业以提升效率、保障信息安全为名，对员工的一举一动进行全方位记录与分析。然而，当管理的边界无限延伸，技术的触角深入私人空间，我们不得不警惕——别让职场“电子眼”在无形中偷窥员工隐私，触碰职场安全与尊严的底线。

不可否认，适度的监控在特定场景下具有合理性。例如，金融、科技等高敏感行业需防范数据泄露，客服中心需保障服务质量，这些都离不开必要的技术监督。问题在于，许多企业将监控泛化为全天候、无死角的控制手段：键盘敲击频率被统计、私人聊天内容被截取，甚至上厕所时间被记录分析。这种“疑罪从有”的管理思维，不仅严重侵犯员工的隐私权，更在心理层面制造焦虑与不信任，背离了职场安全应有的人文关怀。

职场安全不仅指物理环境的无害，更应涵盖心理与尊严的安全。当员工时刻感知被监视，如同置身“数字牢笼”，其创造力、归属感与工作积极性将被严重抑制。长此以往，企业看似“高效”，实则陷入“监控内耗”，员工忙于应对系统评分，而非专注价值创造。这不仅损害个体福祉，更将削弱组织的长期竞争力。

要实现真正的职场安全，必须在管理效率与隐私保护之间寻求平衡。首先，企业应秉持“必要性”与“最小化”原则，明确监控范围与目的，避免过度采集个人信息。其次，建立透明的监控政策，事前告知员工监控内容、用途及数据保存期限并征得同意，保障其知情权与参与权。同时，应设立内部监督机制或引入第三方审计，防止数据滥用。

更深层次看，依赖“电子眼”反映的是管理理念的滞后。真正高效的企业，应通过文化建设、制度激励与人性化管理激发员工内驱力，而非依靠技术压制。

立法层面也需加快步伐。《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虽已明确处理员工信息需合法正当，但针对职场监控的具体边界仍缺乏细化规定。相关部门应出台指南，明确企业监控的“负面清单”，为员工维权提供清晰依据。唯有在技术应用中坚守人性底线，用制度规范管理边界，才能构建真正安全、健康、可持续的职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