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地道的壮族人，所以我身份证民族一栏上也赫然写着：“壮族”。但让我一直汗颜且羞愧难当的是，我觉得自己是“假壮人”，只因我讲不出一口流利的壮话。

尽管母亲自小是在壮族村庄长大的，但她和父亲成婚后，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小村生活，语言上就入乡随俗地以桂柳话为主了，虽然很多时候也能听到妈妈和其他人讲壮话，但生在以桂柳话为主的氛围里，许多人终究还是集体失语于古韵古风的壮话面前。让人无奈的是，村里爷爷奶奶这一辈，基本都能用壮话交流，到父亲这一代，他们磕磕绊绊也能说上不少，但到了我们这一辈已经不怎么说了，但还能听懂一半以上的壮语。因大人们和同龄伙伴都以讲桂柳话为主，壮话在我们村里，到我们这一代基本可以算是开始失传了。壮人不能说流利壮语的尴尬现象，注定成了我们在民族特色方面的一笔重大损失，也进而成了我们一生的遗憾。

尽管不会壮话，村里也没有非常热闹的“三月三”歌圩盛况，但身边依然有“三月三”的氛围。在老家武宣县黄茆镇，只要一提起“三月三”，人们就会条件反射地想到隔壁的周眷村，因为这个村是整个小镇上唯一一个有仪式感地过“三月三”这个壮族隆重节日的村庄。虽然欢歌载舞的场面不多，但热情好客，节日氛围相当浓厚。但略为遗憾的是，在过去物质贫乏、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年代，没有多少人去关注周眷村为什么会过“三月三”，也没有多少人去关注那些山歌里唱的是什么，大家的注意力更集中地放在了可以大快朵颐的美味上面。成了活生生的“小时候过中秋,嫦娥的故事根本听不进去,心里老想着月饼”的时代注脚。

但令人欣喜的是，纵然是在那个年代，我们小镇上的乡村里，也不乏山歌发烧友。听村里一位热爱山歌艺术能写山歌的五伯父说，过去的“三月三”，真是热爱山歌的人们的盛会，四方男女青年聚在一起，比手画脚、喜怒笑骂地吟唱着，围观者沉浸在“山歌能把海填平,上天能赶乌云走,下地能催五谷生”的一幕幕或俏皮或引来共鸣的剧情中。对歌者棋逢对手，斗智斗勇出口成章时，可以两天两夜不吃不睡，也不觉得困累，能兴致勃勃地一直对唱下来，唱到后面，完全又不记得前面唱点什么了，这犹如是山歌的马拉松比赛，围观者和比赛者都完全沉浸在歌海的激情与快乐中。

这样的场面，只是听听，便觉得过瘾。对于五伯父所述的这样跨村对歌连轴转两天两夜的情景，尽管我没有亲见，但还是觉得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这青年男女对歌，分明是以歌会友来考验智慧和情趣，一旦达成相互心仪的双向奔赴效应，亦或出现类似“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嘞又一春” 的美好情节，那是可以达到“有情饮水饱”的奇异效果的，如此，纵然不吃不睡地连轴转唱上两天，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既然“三月三”与对歌和抛绣球有关，它的魅力内核就直接联系人类甜美不衰的爱情，进而造就了诸多的“以歌传情成美眷”的人间佳话。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先人们千百年来那么推崇这个节日，又那么期待“三月三”和为歌“发烧”了。

身为一个不会讲流利壮话的壮族人，尽管错过壮语的博大浩瀚，错过山歌的传情抒怀，但“三月三”的五色糯米饭却是能在家里吃上的。在我们的家乡，清明时节可以从法定的清明日延长至“三月三”后面的几天。从清明一直到四月初八，农家都不乏五色糯米饭的身影，尽管都是糯米饭，但颜色各异，便多了姿彩和美好的寓意。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人们吃过五色糯米饭，似乎便可身强体壮和收获诸多美好，便是过了像模像样的“三月三”。若从这个意义上讲，“三月三”一直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壮族人家精心制作的五色糯米饭的香里。万幸，我们总算没有遗失这“三月三”的多姿多彩的标志之一。

同样幸运的是，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已经走过了“心里老想着月饼”的年代，来到了不愁吃穿的太平盛世。回望来路，莞尔一笑，往后余生，更愿多感受和沉浸在山歌、绣球，五色糯饭、彩蛋等“三月三”美好元素的润泽中，回归我一个壮族子弟深藏在血液里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