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里的车缝社是哪一年成立的，妈妈又是哪一年进入车缝社……年事渐高的她记不得这些了，但在我的记忆中却能确定：妈妈是车缝社的最后一批女车工，从进入车缝社一直到解散从未离开过。我也确信，妈妈当年是车缝社里的业务骨干，即便几十年过去了，巷里坊间都夸赞她的手艺。

在衣车旁长大

车缝社是妈妈养家糊口的地方，也是我孩童时期的成长摇篮。

镇里的车缝社就在我家隔壁，是一座砖木结合的三层楼房；二楼有一个宽敞的车间，十几张大长桌拼成一个大大的案台，摆在车间的中心，一辆辆缝纫机背对着案台围在车间的四周。站在案台周围负责裁剪的，大多是男性师傅，而坐在衣车旁缝纫的，多为女车工。

我和两个哥哥的年纪相差不大，奶奶在家里带不了三个小孩，在我还没坐稳前，妈妈几乎都是背着我踩衣车，其他女车工也多数如此。等我坐稳会爬了，就与其他同龄伙伴在车间角落的一方小天地里玩耍。入学后，童年的多数时光都是和伙伴们在车缝社里度过。

尽管妈妈是车缝社的女工，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也不能常穿新衣服。不过，妈妈总能用她的巧手变废为宝，拾一些零星的布头，剪成一个个小圆形、正方形、三角形，然后拼接成一块块小布料，给我和哥哥们做成小书包、小背心、小帽子……那些年的穿戴，让女同学们羡慕不已。不仅我和哥哥沾了妈妈的光，家里长辈、街坊邻居缝缝补补的活也都由妈妈一人包揽。

在衣车旁明理

在妈妈的衣车旁，我虽没学会技艺，但却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车缝社解散后，妈妈开了一个小小的裁缝店，继续从事老本行。交通便利后，可以从外地进货了，她的小店也卖一些布匹以及花边、亮片等服装的配饰。

此前在车缝社，妈妈只车不裁，刚开始很多人都怀疑她的裁缝店开不下去。事实证明，不管衬衫、裤子、唐装、民族服装……妈妈样样都能裁会车，而且裁得合身、有样，车得平整、结实。

我曾多次好奇地问妈妈是怎么“偷”到的裁剪技艺，每次她都意味深长地说：“只要肯留心看、用心记，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

那时候，衣车属于贵重物品，妈妈怕我们弄坏，不让我碰衣车，只教我做一些锁扣眼、熨裤脚这些简单的辅助性杂活，但每一个细节她都严格把关。她说，只有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才能把一件衣服做好。

在她的小店里，一直保持着车缝社里的优良传统，打个补丁、合个裂口、缝个装饰这些举手之劳的灵碎活，从不收费。而且不管是谁来求助，她总是立刻停下手中的活帮忙处理；街坊哪一家办婚丧喜庆需要布制品，她也不分昼夜地帮忙赶制；对因家庭困难付不起车工费的老人，妈妈也从不催问。

在衣车旁牵挂

由于长期在外地工作，我和妈妈聚少离多，她表达思念的惯用方式，就是给我做衣服。

妈妈擅长做侗族和苗族服装，虽然她知道我不常有机会穿，但每次进货拿到好看的面料，总想给我做一件。年轻时觉得少数民族服装穿起来太麻烦，经常拒绝她的好意。

随着年岁增长，妈妈的眼力、精力不如从前，早些年把店盘了出去，仅把相伴多年那辆衣车留了下来。近年来，家乡盛行穿民族服装，开始有很多人缠着妈妈做衣服。大多时候，她都以身体不好、工具不齐等理由委婉拒绝。唯独我，每次一提要求，她必立即付诸行动，乐此不疲地一件又一件给我缝制。

这两年，妈妈的身体每况愈下，我便想着趁她还有精力指导，用业余时间练一练车功、学一学她的手艺。于是，我也买了一辆小小的衣车，尝试着做香包、围裙这些小作品。只是我已经很努力了，却没有多少样是做得成功的。

每当一次次坐在衣车旁，我更加理解妈妈当年把我背在背上一针一线完成批量任务的艰难，更钦佩她追求分寸不差、毫厘不误的敬业精神，更珍惜她为我缝制的每一件衣服、每一样配饰。

如今，镇里车缝社的那栋楼还在，妈妈的衣车也还在，偶尔给我做新衣服、新裙子。而我，虽然还没有学到妈妈的半分手艺，但我喜欢静静坐在衣车旁去感怀、增品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