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坐落在南方连绵的丘陵深处，山脚下的老屋被一片金黄的稻田环抱，门前流淌着一条蜿蜒的小河。每到端午，凉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掠过屋檐，檐下悬挂的粽叶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一段段被岁月浸润的故事。而故事里最鲜活的主角，便是我的母亲——一位用双手编织温情的乡村女性，一个将爱意都揉进糯米与粽叶间的“包粽匠人”。

在我的记忆里，家乡每个农历月份都会有一至两个传统节日。春节、端午节和中元节都是包粽子的节日，春节包的是四方粽，端午节和中元节包三角粽。四方粽较大个，一个足有一斤多；三角粽小巧，一个只放二三两米。

包粽子用的是糯米，母亲会在节前几天张罗这场包粽“盛事”，先把糯谷挑到村里的碾米房碾成糯米。还是生产队时，我家每年都会分得七八十斤糯谷，后来分田到户，母亲也总要安排三五分水田种点糯谷，都是为包粽子和过年做糯米水糍粑所备。就连包裹粽子的箬竹叶和捆扎用的马莲草，都是母亲亲手栽种。她在家门前的菜园围栏边种上箬竹和马莲草，中元节前用镰刀割回墨绿的箬竹叶和马莲草，一部分现用，一部分晒干后留存。

包粽前一天，母亲把箬竹叶和马莲草放到煮沸的开水锅里煮软，然后吩咐我们拿到家门前的小河边清洗干净。端午节包粽子，由于新的箬竹叶还没长好，用的是往年留存的箬竹叶，而“意外”总会在这个时候发生。往年，箬竹叶晒干后被捆成一卷卷挂在房檐下，时间长了会被虫子咬烂，取用时才发现里层已无法再用。这时，母亲会去村里打听谁家割宽竹叶，便赶紧凑份子剪回。竹叶宽大且韧性好，能很好地包裹住糯米，而且煮熟的粽子还带着竹子的清香。

在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母亲包的粽子没有馅料，只拌点油盐，配料是“灰汤”。母亲从屋角取出珍藏的草木灰，倒入小箩筐，大盘架放两根竹片或木棍，将小箩筐置于竹段上，再一瓢一瓢地往草木灰上浇水。筐底下，酱棕色的灰汤汩汩流下，如此反复，直到大盘将满。草灰汤通常选用前一年早稻稻秆烧成的稻草灰，收集后储藏待用。为何不用晚稻秆？母亲只说老一辈传下来的，至今我也不知缘由。

看母亲包粽子是种享受。她先用清水浸洗糯米，再用“灰汤”拌匀浸泡两个时辰。包粽时，三个箩筐围成弧形，分别装着糯米、竹箕、粽叶、马莲草和包好的粽子。母亲端坐其中，让我们边看边学。母亲的手掌布满裂口与老茧，包粽却轻盈如燕。她先把三根马莲草横放在竹箕中间，再拿来几片粽叶，头尾错开叠成一排，舀一碗糯米倒进粽叶里，慢慢压实后，再舀糯米填满、压实，最后包裹捆扎，一个精致的四方粽子便成型了。母亲常说：“包粽是急不得的活计，心要静，手要稳。”确实，那些沉甸甸的大粽，每个足有两斤多，全凭一双巧手将松散的糯米凝成浑圆的结。

端午节包的三角粽简单些，两三片粽叶在手上卷成三角漏斗，填米压实，再用马莲草捆紧。我们学着包，但包出来的粽子不是松松散散漏米粒就是歪歪扭扭。母亲手把手教，我们却屡试屡败。母亲并无责怪，只说“谁包的明天负责吃”，我们便各自玩去，不敢再添乱。

端午前夜，厨房的灶膛燃着通红的火。母亲将包好的粽子层层叠叠码入大铁锅，木柴噼啪作响，火舌舔舐着锅底。母亲守在灶前，用铁钳轻轻拨动柴堆，让火势均匀。糯米需经整夜文火焖煮，方能吸饱汤汁，变得绵软黏糯。我们兄妹蜷在灶台边打盹，鼻尖萦绕着粽香与柴烟，恍惚间听见母亲与父亲低语：“明儿孩子们起得早，得焖透了……”

天未亮，厨房飘出缕缕甜香。母亲掀开锅盖的刹那，白雾裹挟着粽香腾空而起，模糊了她鬓角的白霜。我们争相拿出碗筷，装上早已切好粽块，再倒进冒着热气的红糖水，金黄的糖浆渗入米中，甜与咸交织的滋味在舌尖化开。

离家后，我很少有机会体会儿时看母亲包粽子、煮粽子、吃粽子的烟火气息。某年端午返乡，见母亲仍佝偻着包粽，竹箕已换成塑料盆，箬竹叶和马莲草没有变，灰汤的配方也未变。母亲去世后，姐妹们仍延续着包粽子的传统，只是粽馅日渐丰盈：腊肉、咸蛋黄、豆馅……我始终觉得，草灰汤和红糖水才是粽子的灵魂。现在，市面上的粽子哪怕标榜用最好的碱水，放再多的红豆、绿豆、芝麻、红枣、五花肉、猪皮，我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也许，那里面没有浓浓的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