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大瑶山田野调查九十周年。大瑶山田野调查对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为赓续费孝通先生大瑶山田野调查精神，弘扬其“志在富民”的学术追求，进一步增强来宾干部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特转载《文史春秋》2025年第6期文章《大瑶山调查与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2025年是已故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社会活动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费孝通赴广西金秀大瑶山（当时称大藤瑶山）开展田野调查90周年，也是其著名论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公开发表37周年。

费孝通自1935年10月赴广西金秀大瑶山开展“特种民族”（当时广西省政府对苗、瑶、侗、壮等民族的总称）田野调查开始，长期致力于我国民族调查研究、民族理论探索和民族政策决策实践，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发展成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主流理论范式，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

关于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费孝通曾于1996年8月在《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以下简称《简述》）一文中作过阐述。他说，这一理论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以及长期的民族调查研究与理论思考，他一直尝试摆脱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讲述中国民族历史的困境，设想“把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如实地摆清楚，也就是一部从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了”。而早在1988年，他在威海休养期间，就已整理20世纪50年代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讲授中国民族历史概论的讲义，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维度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了综合研究和理论阐述，形成著名论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并以此为题，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讲演，引发很大反响。

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内容十分丰富，主要论点是：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情感和道义。民族认同意识具有多层次性，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多元一体格局是由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发挥凝聚作用的核心一元，这个一体就是中华民族。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甚至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费孝通提到的1935年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是他第一次到大瑶山调查，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之后，他于1978年12月、1981年8月、1982年8月、1988年12月先后四次到金秀大瑶山考察调研。因此，费孝通参与和组织的大瑶山调查是一个持续的长期过程，可以说，大瑶山调查贯穿他一生对民族学理论的研究与思考。

“我这篇‘多元一体格局’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

1935年10月，在清华大学攻读社会学研究生的费孝通，偕新婚不久的妻子王同惠女士，应邀前往广西，开展“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研究计划”项目下的田野调查。10月26日，他们进入大瑶山开始实地调查，费孝通负责测量大瑶山瑶族同胞体格，王同惠则负责“观察记录其人民、家庭、市集之组织，与风俗习惯美术宗教及其他种种文化特性”（《桂行通讯》）。在完成王桑等六巷花蓝瑶区调查后，二人于12月16日从古陈村转往罗运村，途中遭遇意外，费孝通误落瑶族同胞的捕兽虎阱受重伤，王同惠外出求援时，不幸跌入山涧溺水罹难，调查被迫中断。费孝通因痛失爱妻几欲轻生，但大瑶山瑶族同胞的救命之恩及他们的善良、淳朴，令他对这片土地充满感激，这份情愫激励着他终生深耕民族学研究园地。

此后，费孝通在广州、上海一边疗伤，一边整理王同惠的调查遗稿，撰写了《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蓝瑶社会组织》（以下简称《花蓝瑶社会组织》），以王同惠的名字，于1936年6月出版发行，这也成为他第一次大瑶山田野调查最重要的成果。

第一次大瑶山田野调查，对费孝通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后来回忆：“回顾我的学术历程，我发现许多后来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这篇文章（《花蓝瑶社会组织》，编者注）。”梳理他在不同时期、场合提到的此次调查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此次大瑶山实地调查，是费孝通民族学研究的发端，也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1996年8月20日，他在《简述》中说，1935年的大瑶山实地调查“可说是我民族研究的初次尝试”，“若从1935年瑶族调查作为我学术生命的开始，至今已超过60年”，“实际上，我的人类学思想的起点正是在瑶山”。新中国成立初期，因早年人类学的学习和大瑶山实地调查的经历，费孝通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的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以副总团长的身份负责广西、贵州的访问工作。他说，参加访问团“这两年可说是我进行民族研究的真正开始”。1952年，他参与领导中央民族学院的筹建工作，构建新中国民族学教育与研究体系；1953年始，参与、指导全国民族识别工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设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1956年至1957年，倡议并参与筹备、指导、开展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初期工作，其成果成为新中国民族学和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资料和学术实践依据。晚年，费孝通回忆，“可以说，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始于大瑶山的调查”，“这项调查贯穿了我一生的学术探索”。

第二，大瑶山实地调查奠定了费孝通民族学学术研究方法论的根基。他在《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的“编后记”中写道：“希望我们这次不幸并不成为他人的‘前车之鉴’，使大家裏足不前。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他依然坚信，田野调查是探索中国文化的正确路径。1936年，在疗伤和等候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期间，他在老家吴江县（今吴江区）开展了两个多月的农村社会调查，即他后来在《简述》一文中所提及的“进行了一次有类于在瑶山里的社会调查”。留学英国期间，他以该调查内容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此文被学界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他在《江村经济》的“卷首”中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此后，田野调查的学术方法论贯穿费孝通学术生涯，在他涉足的农村经济、区域发展、乡镇企业、城镇化等研究领域，均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和手段。正如他说的那样，“（田野调查）深刻地塑造了我在不同时期的学术思考”。他后来还提出微型调查要与宏观调查相结合，重视社会变迁，推动其民族学方法论完成从“功能论”到“历史功能论”的演进。

第三，大瑶山实地调查为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形成提供了科学的观察平台。在第一次大瑶山田野调查中，费孝通从测量瑶族人体质入手，发现其与东北的朝鲜族人体质有相似之处，进而萌发了二者是否存在历史渊源的思考。后来，他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阐述汉族南向扩展时，再一次提到此事，认为这或许可作为远古东夷南迁的实证，由此推想出一条民族迁移的路线。在对大瑶山瑶族及瑶族族团形成过程的长期观察与思考中，结合后续开展的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研究，他提出，包括汉族在内，各民族历史上或许都曾是不同族群因共同利益联结而形成的一个共同体。在此后的诸多民族学研究活动中，他反复提到大瑶山田野调查，并以大瑶山瑶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及规律为例证，推及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这在他的《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瑶族研究五十年》等著作中均有体现。1981年12月7日，他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作《民族学社会调查的尝试》（以下简称《尝试》）的发言，提到：“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他们会形成一个瑶族，而这个共同体同时为什么还能容许各部分有不同的个性？这样一问，我们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也就深入了，大瑶山也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个实验室了。”由此可见，大瑶山实地调查已成为费孝通民族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观察平台。

第四，大瑶山瑶族族团及社会文化特性研究，为费孝通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启迪。他在《花蓝瑶社会组织》书中，梳理了大瑶山自称“瑶人”的瑶族各族团的族群来源、进山时间、族团特性及生活状态等，完成了花蓝瑶、坳瑶、茶山瑶、滴水花蓝瑶、盘瑶（书中称板瑶）、山子瑶等大瑶山瑶族族团的认定工作，初步厘清各族团间的社会关系脉络。他指出：“依现有状态而论，比较明显的族团单位，以言语、文化、团体意识、内婚范围为区别的基础，是花蓝、坳瑶、茶山、滴水花蓝、板瑶（即盘瑶）、山子等名称所包括的团体。这些族团间因经济地位的相同和相异，又发生了一种向心动向，有形成所谓‘长毛瑶族’及‘过山瑶族’的可能。若是汉族向他们的压力增加，长毛和过山间又可发生一种向心动向以形成一整个的‘瑶族’。但是因汉族受外族的压力，在形成一个更大的‘中华民族’的向心动向下，对于诸瑶族团采取了很强的同化作用……就是在这同化作用之下，诸族团原有的文化遗产及其社会组织在最近的将来会发生激烈的变化。这个变化正是民族学最好的研究题材。”基于此，费孝通由大瑶山瑶族各族团之间因相互向心或离心的动向而形成的关系，联想到在当时中华民族遭遇日本侵略压力时，全国正在“形成一个更大的‘中华民族’的向心动向”，这是他首次将大瑶山瑶族形成过程与中华民族形成联系起来，对其后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思想的萌芽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五，大瑶山瑶族的形成引发了费孝通对复杂民族体形成规律的思考。1986年5月，在香港举办的第一届瑶族国际研讨会上，费孝通提交的论文《瑶山调查五十年》中谈到大瑶山田野调查对其中华民族形成理论研究的影响。他指出：“对中华民族又分又合的历史过程，我们不可能作具体的观察……但如果从微型的具体实况来观察各民族间又分又合的关系，那就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理解，充实我们对民族问题的理论认识。从大瑶山瑶族的研究中，是不是也可以得到启发，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东西来。”继而提出，“通过对大瑶山瑶族的调查研究，我想汉族也一定有一个自己的基本成分”，通过与其他民族相互吸附、渗透、融合，“终于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民族共同体……这是我从事大瑶山瑶族调查研究以来所提供的看法”。他在《简述》一文中说：“我这篇‘多元一体格局’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我在大瑶山的实践中能够看到民族认同的层次，再联系上中华民族的形成。”

“我意识到从这微型的研究里确是接触到了贯穿在各民族历史中具有一般性的规律”

1978年12月，费孝通应邀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其间顺访大瑶山，这是他第二次上瑶山。

关于此行，费孝通于1983年6月30日在《〈盘村瑶族〉序》（以下简称《序》）中称，“我这次访问为时虽短却得到不少新的启发，提出不少问题：首先是瑶族是怎样形成的，其次是瑶族这一类山区民族有什么特点，最后是它们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怎样下手去研究这许多问题？”正是在此期间，他萌生出对大瑶山这一民族研究“良好园地”和“实验室”开展深入调研的想法，直接促成了他第二次大瑶山田野调查的开展。

回到北京后，费孝通开始为第二次大瑶山田野调查奔走呼吁。1980年12月，在国家民委召开的“五种丛书”编写会议小组讨论会上，费孝通作了《关于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的一些意见》的发言，针对当时民族研究重点偏离实地调查的状况，强调“密切配合民族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是我们过去民族研究的优良传统”，应坚持弘扬。他还谈到：“前年，我从大瑶山访问回来就有再去深入调查的愿望，今年得到民委的支持，中央民族学院已把广西大瑶山的社会历史调查列入计划，并且已经派出先遣工作人员前去开展工作。”同年12月7日，费孝通在《尝试》一文中提到，当年（指1978年）他到大瑶山走了一趟，产生了再去瑶族调查的念头，想到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从金秀大瑶山瑶族的形成过程发现，不同语言、不同来源的人，认同自己是瑶族，还组成共同体，互相合作，有了共同意识，但其中是否允许不同的个性存在，从这个实例可探寻出一些规律，这些规律不仅适用于金秀的瑶族，可能也适用于中华民族；二是少数民族从孤立到合作、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同时，他对开展大瑶山调查提出了建议，希望中央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今广西民族大学）各派一名研究人员，加上当地一名瑶族同胞，一同开展调查。他还提出，金秀大瑶山的瑶族共有5个集团，盘瑶只是其中之一，要以盘瑶村寨的微型研究为基础，厘清瑶族的主流；还要对其他4个瑶族集团进行调查研究，尤其要以茶山瑶为重点，先从微型调查切入，然后综合5个集团的材料进行分析，探究他们是怎样形成一个共同体的。最后，他说：“我愿意从头到底帮助同志们完成这个调查研究。我自己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要我自己去实地调查是做不到了。”

根据他的建议，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学者胡起望、广西民族学院学者范宏贵与刘玉莲等组队前往金秀大瑶山开展田野调查。他们深入大瑶山腹地一个仅有18户125人的盘瑶小村寨，进行了为期数月的集中调查，在1980年至1982年间3次奔赴瑶山持续调研。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指导，他们经过艰辛的努力，探索了盘瑶从游耕到定居的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机制，其研究成果集《盘村瑶族》由民族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关于第二次大瑶山田野调查的意义，1986年5月，费孝通在《瑶山调查五十年》中提到：“期望从这种研究中，能对我们整个中国民族大家庭，尤其是对研究全世界人口最大的民族——汉族的形成问题有所启发。”2016年《盘村瑶族》修订本“序言”中指出，盘村瑶族调查“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的实践逻辑，是理解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案例”。

第二次大瑶山田野调查对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探索产生了影响，综合他在《序》中所述，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进一步确定了大瑶山瑶族的5个集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从而引申思考各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费孝通在《序》中说，“大瑶山里的瑶族在语言上并不是统一的，而可以分为勉语、布努语、拉伽语三种”，这就“从语言上暴露了这五种不同自称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来源，或者说，他们很可能原来不是一个民族的人，进入了这个山区之后才形成了现在大瑶山的瑶族。他们不是出于一个根本的枝条，而是不同支流汇合而成的一条河。如果称他们是支系，只是支流的意思。我觉得不如避开支系这种说法，而称他们作不同的集团。大瑶山的瑶族就是由这些集团凝聚而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这一论断是对大瑶山各瑶族集团的再认识，开阔了观察民族形成历史过程的新视野。他在《序》中提出，大瑶山瑶族形成的“这段历史说明了不同来源的民族集团在共同敌人的威胁下，为了生存必须团结一致，形成一股自卫的力量。这种凝聚力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接受共同的名称。他们在语言上、风俗习惯上的区别并不成为离异的因素，因而得以长期共同生存下来。尽管在婚姻上还是各自实行族内婚制，他们共守石牌的法规维持着山内的安定，结成密切的联盟”。同时，他又指出，“但是，当我们再进一步了解各集团间的关系，也就看到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性质上是集团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这种集团间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在长期间里并没有引起瑶山内部的分裂”。在这里，费孝通阐述了金秀大瑶山瑶族形成的内外因及相互作用，并引申到各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的思考。正如他在《序》中说：“我从广西大瑶山里的瑶族——他们只是分布在国内外各地瑶族的一小部分——的历史经过，从而想到中华民族的形成，因为我意识到从这微型的研究里确是接触到了贯穿在各民族历史中具有一般性的规律。”

其次，认定盘瑶是瑶族的基本成分，并由此联想到汉族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成分。他在《序》中提出：“盘瑶可能是瑶族的基本成分……说他们是基本成分是因为在他们的游动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游散的部分，构成各地瑶族的共同体。”他继而提出：“30年代我根本没有想到过大瑶山里瑶族的五个集团有不同的语言。这一点新知识的确使我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而且使我对中国各民族形成过程有了新的探索。”“讲瑶语的盘瑶、山子瑶和坳瑶，他们与其他各地讲瑶语支语言的盘古瑶、顶板瑶、八排瑶等相近，也有共同起源于槃瓠的民族起源传说，他们的话属于瑶语支，其人口总数在全国瑶族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由此可知，讲瑶语的盘瑶等集团，很可能是瑶族中的基本成分，如同汇入大河的各条支流一样，他们是瑶族这条大河的主流。”在以上分析中，费孝通确定了盘瑶在大瑶山瑶族乃至全国瑶族这个整体中的基本成分、地位及作用，继而联想到中华民族的核心民族汉族的形成及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基本成分与作用。后来，他在《瑶山调查五十年》中提出：“通过对大瑶山瑶族的调查研究，我想汉族也一定有一个自己的基本成分，也就是原来居住在中原地区，以黄河为自己的摇篮所哺育出来的那些人，也就是所谓‘黄帝’子孙。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里，它不仅包含了‘炎帝’的子孙在内，而且还在一个长期封闭的封建国度里，又吸收了附近的高原、山区、草原、沙漠上的各个集团或其中的一部分，也羼入了不少古代的少数民族，终于形成为一个复杂的民族共同体、一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族。”

最后，从金秀大瑶山的瑶族多元一体雏形的形成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思考。他在《简述》中谈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考过程时指出，对于大瑶山各瑶族集团，“山外的人称他们为瑶人，他们也自称是瑶人，成为一个具有民族认同意识的共同体。在我的心目中，也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雏形”。在这里，费孝通提出，大瑶山瑶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雏形，整个大瑶山瑶族是一体，而花蓝瑶、坳瑶等集团是多元。他又指出，“我在大瑶山的实践中能看到民族认同的层次”，大瑶山瑶族是高一级层次，各瑶族集团是低一级的层次。接着，他又说：“后来我和各地的少数民族接触多了，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知识也多了些，又联系上汉族本身，感觉到由多元形成一个很像是民族这个共同体形成的普遍过程。再进一步看到当前我们所认同的‘中华民族’也并不例外。”他在《序》中提出和探讨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共同体中能承担多大在语言、风俗习惯、经济方式等方面的差别？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它又是怎样起变化的？为什么一个原本聚居在一起的民族能够长期被分隔在不同地区而仍然保持其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个民族又怎样能在不同条件下吸收其他民族成分，不断壮大自己的共同体？”这些问题涉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基本内涵。因此，他又说，“于是在我思想里逐步形成了解决我在上节里所提到的民族研究里的困惑的一条思路”，而这条思路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第二次大瑶山田野调查实现了从微型调查向微型调查与宏观调查相结合的转变。费孝通在《序》中提出，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是持续在大瑶山里，对一个集团又一个集团开展“解剖麻雀”式的微型调查，同时调查这座山里的汉族、壮族，以及瑶族与跟其关系密切的苗族、畲族的族际关系问题，再将这类调查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因此，“广西大瑶山的调查可能是另外一个地区的综合调查的开始，这个地区就是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大瑶山盘村瑶族调查，为他的民族学研究拓宽了视野。

此外，费孝通还在《序》中充分肯定胡起望等学者把“从游耕到定居”作为第一线索，相信这样一个民族发展过程在其他民族中也发生过，“而这种认识也将使我们明白怎样可以帮助这些民族更好更快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向前迈出”。他还肯定胡起望等人提出的“从封闭到开放”的主题，深刻指出，要改变因为民族歧视、封锁和隔阂而导致的民族不平等，需要“汉族克服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改变固步自封的思想”，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中，越来越明白地显示出少数民族离不得汉族，汉族离不得少数民族”。这些重要论断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内涵。

“如果我们要坚持在中华民族里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的原则，那就必须有民族互助团结的具体措施”

费孝通二上、三上、四上、五上瑶山时虽然都是行色匆匆，但是每一次行程都在推动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考与探索。

1978年12月，费孝通第二次上大瑶山。此行，他深切感受到金秀大瑶山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换了人间”般的巨变，这一变化进一步促使他深入思考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实践。1980年1月，他在《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中阐述，大瑶山的巨变源于党的民族政策，“民族政策里主要一条就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行了这个政策，才能达到民族平等、团结和进步的目的。在大瑶山里的那样长期受到民族和阶级压迫、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瑶族人民要自己当家做主，发展成为一个先进的民族”，必须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有各民族的共同团结，“瑶族人民从切身的经历里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这条真理”。同时，“在平等团结的民族大家庭里，先进民族有责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援后进民族”。这与他后来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的论述是相一致的：“如果我们要坚持在中华民族里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的原则，那就必须有民族互助团结的具体措施……如果我们放任各民族不同起点上的自由竞争，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也就是说多元一体中的多元一方面会逐步萎缩，我们是反对走这条道路的，所以正在依‘先进帮后进’的原则办事，先进的民族从经济、文化各方面支持后进民族的发展。”

1981年8月、1982年8月，费孝通先后应邀参加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这期间他两次访问金秀大瑶山，即三上、四上瑶山。费孝通恢复工作以后，一直在思索如何在经济上促进民族平等，进而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和繁荣进步。他针对金秀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情况，以及“以粮为纲”政策对当地生态和经济造成的破坏展开调查和反思。1981年12月，他在《尝试》中以金秀为例，强调“要使各民族真正能达到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还必须有事实上平等的基础，要使各民族在经济上达到平等的地位，就有待于帮助不发达的民族发展起来”，“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不是民族分割，而是民族团结，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1982年9月，他在《四上瑶山》一文中提到，历史上大瑶山形成了生态系统，过去“以粮为纲”破坏了该系统，如今落实“以林为主”，实现从林粮矛盾向林粮相济的转变，尤其是罗运大队发展八角生产，大瑶山特产灵香草依靠科技攻克“点蜡烛病”后有了快速发展，改善了群众生活，同时，瑶山石牌律传统文化在维护生产秩序中重焕生机。

从这些实践中，他领悟到：保护自然生态与传承社会文化相协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融合，对促进民族地区发展意义重大。这些思考成为他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所阐述的各民族赖以形成的自然生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形态、社会文化三者之间的理论逻辑的微观例证。

1988年12月，费孝通随中央代表团来广西，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再一次走进金秀大瑶山，即五上瑶山。此行，他还造访了广西恭城、湖南江永与江华、广东连南等南岭瑶族聚居区域，其关注的重点在南岭民族走廊瑶族调查研究上。

1989年1月，费孝通在《南岭行》中说：“走了这一趟，我想知道瑶族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同其他少数民族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他认为：“瑶族最大的特点是住在南岭山脉里。这个山区是瑶族主要聚居区，现在居住在这里的老百姓，瑶族可能移入得最早。”这与他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关于三大民族走廊（南岭走廊为其中之一）的阐述是一脉相承的。关于瑶族的形成，他在《南岭行》中说，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瑶族内部部分群众分了出来，一是其他民族成分融入后成为瑶族，此次从桂林到连南所见到的瑶族，多数是说勉语的，勉语系统可视为瑶族的主体构成。这也再一次印证了他的观点——瑶族是具有民族认同意识、呈现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共同体。

自1935年大瑶山实地调查起，经过50多年间持续开展的瑶族调查，到这一次以更宽阔的视野考察瑶族，费孝通愈发坚信大瑶山是探究中华民族形成的优质“园地”，南岭民族走廊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