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宾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公元667年唐高宗与武则天封禅泰山，次年于今兴宾区磨东社区一带建立严州，城南门距离红水河仅一里，《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六）记载“当桂州往邕州之路”，是当时举足轻重的交通要道。《宋史·本纪第一》（卷一）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54年“世宗（周世宗柴荣）即位，（宋太祖赵匡胤）复典禁兵。北汉来寇，世宗率师御之，战于高平。将合，指挥樊爱能等先遁，军危。太祖（赵匡胤）麾同列驰马冲其锋，汉兵大溃。乘胜攻河东城（山西运城），焚其门。左臂中流矢，世宗止之。还，拜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据此，有传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曾在来宾市任官，事实是否如此？本文以为，赵匡胤曾“领严州刺史”之严州，确为今来宾市，但因当时岭南尚未列入后周版图，只属于“遥领”性质。不过，五代十国处于大分裂时期，“遥领”制度蕴含深刻的统战历史智慧，对赵匡胤成长和开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一、后周时期赵匡胤曾遥领的严州在今来宾市

查阅史籍，可知古往今来全国仅有3地曾称“严州”。

（一）四川境严州

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十）、清代徐连《西昌县志》记载，天和五年（570年）北周武帝征四川越嶲，改西宁州为严州，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复改为西宁州，共14年，此后不复严州，今属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

（二）广西境严州

据2000年方志出版社《来宾市志·建制》记载，公元667年唐朝于今来宾市设严州，五代先属楚国，天福二年（917年）属南汉，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废，历时307年。

（三）浙江境严州

据清乾隆二十一年吴士进《严州府志》记载，隋仁寿元年始设睦州，武德四年（621年）分桐庐县设严州，624年废属睦州，仅存3年，治所今属杭州桐庐县。中断497年后，于北宋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改睦州为严州，至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改为建德府，严州用名144年，治所今杭州建德市。又中断103年后，直至明洪武元年（1368年）复置严州，沿用名至民国元年（1912），存严州古城，故后人多认为严州在浙江杭州。

由上可知，宋太祖赵匡胤领严州刺史时正处于五代十国时期，全国只有今来宾市设有严州。当时赵匡胤所在的后周仅是中国北方5个政权中的最后一个王朝，而“领严州刺史”时的来宾则属于十国之一的南汉领土，可见其为遥领岭南严州刺史，并非亲身到任。陈喜庆《五代十国、两宋和辽夏金元时期的统一战线智慧》（《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也认为，（赵匡胤）因战功卓著被提拔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今广西来宾)刺史。

二、赵匡胤遥领严州及其经验复制具有深刻的“正统观”历史渊源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一）传承和践行汉代以来“遥领”“虚封”制度，强化“天下一统”风骨和中华正朔观

后周虚授赵匡胤领严州（今来宾市）具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当时国家虽处于大分裂时期，但由此宣示了南北一体和该朝廷为全国之正统、拥有全国主权。赵匡胤承袭后周开国宋朝，也由此获得中华正朔。

1.“遥领”“虚封”制度由来已久。今人对我国“遥领”“虚封”制度研究颇多，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魏晋南北朝之遥领与虚封述论》（《南京师大学报》，2021年第5期）是代表性成果之一，认为可追溯到西汉时汉高帝五年诏刘邦以长沙、豫章、象郡、南海、桂林立番君芮为长沙王，当时象郡、南海、桂林为南越赵佗据有，吴芮仅为虚封；又称“三国时段，遥领、虚封蔚为壮观，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段，因为侨州郡县代之而兴，故遥领虚封的规模较小，但情形更加复杂，遥领、虚封的意义,或为军事的分化手段,或为外交的合纵连横，又或在笼络招抚远人，奖赏尊荣降将，劝勉激励臣下，等等，所谓‘虚名假人，内收大利是也’。然而比较言之，终究还是以表达正统意识，彰显正统地位为主”。由此可见，后周令赵匡胤“领严州刺史”是承袭历史规制，有意为之。

2.“遥领”“虚封”制度有效推进正统观念认同形成。正如胡阿祥教授谈及的“遥领”“虚封”妙用，在今天看来，我们认为该制度至少推进了人们“四大认同”：

（1）“天下归一”的信念认同。北方政权后周实施遥领制度，其他十国不甘于正统和政治话语权旁落，同样推行该制度。强悍的北汉名将杨业951年曾任建雄军节度使，但其地平阳府当时为后周所据，可知仅属于遥领。又以宋代薛居正《旧五代史》（百衲本）检索“遥领”一词为例，共有83条任职信息，不可不谓多。正因各政权均宣示正统观念，客观上促进了人民信奉国家应走向统一。

（2）“加权重任”“激励进取”的利益认同。据《宋史·太祖本纪》，赵匡胤父亲赵弘殷典禁军，于953年任右厢都指挥使时，遥领岳州（今湖南岳阳）防御史，更得重用，后来积极卖命，南征淮南不顾前军退却主动迎敌，又督军平扬州，可惜不久于956年去世，得赠节度使和太尉。可见颇能激励人心。

（3）“配置资源”“凝聚力量”的感召认同。如与赵匡胤自少相识又经历相似的韩令坤，《宋史》（卷251）记载：“控鹤右第一军都校、领和州刺史……世宗即位，授殿前都虞候。俄赏高平之功，为龙捷左厢都虞候、领容州团练使，进本厢都指挥使、领泗州防御使。征太原，为行营前军都校。未几，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定武军节度。”其中，“领”而不言“拜”或“授”和州刺史、容州团练使、泗州防御使及定武军节度使，可见当初这些地方并非后周领地，其任职实属遥领性质，但按历史规制，州、团、防、节为递进的四级，除岭南容州外，如后周近处的泗州、定武军应是先任职以定征伐目标，进而引领和感召、壮大声势和调配资源，然后于短时间内即957年左右由韩氏拿下、并入版图。

（4）“招抚安人”“命运与共”的文明认同。从与赵匡胤同时代的人物任职经历来看“遥领”制度，还可发现它能让他国“投明弃暗”人物和族群增进文明认同。据《旧五代史·世宗纪》（卷3），有后周唐景思遥领南唐饶州刺史的先例，说明南唐政权曾受“遥领”制度影响。又据《资治通鉴卷》（卷294）可知：公元958年，南唐主李璟下令取消帝号，只称国主，改用后周年号，臣服于后周。再据郑文宝《南唐近事》、陆游《南唐书》（卷7）、《资治通鉴》（卷294）等，可知南唐藩属后周后，南唐官至“礼部侍郎，判尚书省”的钟谟曾就任后周官职，即所谓“自礼部侍郎聘周，忤旨，贬为耀州司马”“授卫尉卿”“迁刑部侍郎”；还有冯延鲁“迁（后周）刑部侍郎。得还，拜（南唐）户部尚书”；更有甚者，南唐割据政权清源节度使留从效主动入贡后周，请求在后周京师设置进奏院以便绕开南唐，直接把自己隶属于朝廷，等等。由此可见，后周实施的“遥领”制度具有文明认同的作用，大大减缓了后周、南唐两个政权的文化冲突，为赵匡胤后来成功解决南唐问题种下了有利因素。

（二）着眼严州地名历史文化期许，开启“敬德保民”以平天下之道

宋太祖赵匡胤“领严州刺史”是其人生成长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对宋朝开国之道和哲思产生重大影响。

1.三个严州地名由来与“遥领严州”之“敬德保民”期望。

（1）四川境严州得名。据《太平环宇记》（卷八十），其得名于北周武帝在凉山地区“征越嶲开其地，因立严州，取其严敬为称”。上述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越嶲郡旧称）最大”，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重要的聚集区之一。边乱，北周武帝认为是因官做不到班固所说“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慎其齐戒，致其严敬”，即不知对民要敬重，致民不知对王者也需敬重，所以动乱，故治乱后要以“严州”为名推行礼法。这名虽仅存14年，但深刻反映了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思想。

（2）浙江境严州得名。在唐代由睦州改严州，名存3年，得名之由来在于敬重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同学、隐居富春山著名隐士严子陵先生。严子陵与刘秀互相敬重、相互成就，被传为美谈（典故“客星犯帝座”即来自两人共床而睡时先生“以足加帝腹”）。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也极力赞扬严子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不过，这一带最初和后来都长期被命名为睦州，到北宋才因发生比山东梁山泊宋江起义规模影响都大的方腊起义，遭官方镇压后才再次被改名为严州。

由此，一方面揭开了朝廷腐败，另一方面体现了官民需做到互相“严敬”不越位。这些思想的源泉出自周文王，按《诗经》《论语》说法，圣人自通不用教，则文王思想需由其儿子——儒先师周公和廉吏先师召公来体现，圣王坐北向南，故圣化由北向南，故名《周南》《召南》，以致于孔子对儿子伯鱼说：“你学了周南、召南的诗吗？一个人若不学周南、召南，那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呀，什么也看不见，一步也迈不开！”那么，“两南”所阐述的道理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宣扬“发乎情、止乎礼仪；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仪，先王之泽也”，这便是所谓“大道至简”，极力强调要尊重圣德王化和民性两件大事，其实质就是西周奉为主流思想的“敬德保民”。也由此，自古以来，“两南”才被誉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理解了这点，才能真正体会“严州”取“严敬”之意的真正来源。

（3）广西境严州得名。与上述两个严州得名如出一辙，公元667年唐高宗封禅，次年于今广西来宾市立的严州也有着非凡的故事。据唐代《元和郡县志》（第36卷）、《太平寰宇记》（卷165）等，“立于严岗之上”或“立于严冈之侧”，故名严州，按字面理解便是在一座被称“严”的山冈之上或之侧建成的州城，因命名原则以山冈为名，故称“严州”。它指引我们顺着“冈”的地貌特征找“严州”，发现其大概位置应是在距离红水河一里、今滨江小学旁那座山冈附近。可惜，宾上武《来宾志·县之建置三》（1937年版）主张却不一样，认为城应在磨东村。然而，整个磨东村所在位置并不是一座“山冈”、向西靠近北之江（古来宾水）一带原貌也仅仅是一座座有“峰顶”的独立性强的山，不似当时史书所记载的无“峰”之“冈”、“城南门据红水河一里”。民国县志也承认“武（磨）东村附近不见有何山冈”，故我们认为民国志书应有误，严州城不太可能建于磨东村上及其西面之山上。这误载，或是古代有小溪从北之江（古来宾水）连接到磨东村，又流到今滨江小学旁的公园，即我们认为的严州城一带，古往今来人们将这一带流传为“城近在磨东村”，因此民国地方志便主观地以为，城既然与来宾县治同一地，就应建在北之江（古来宾水）之滨，进而误以为城就应在更靠近古来宾水的磨东村，完全忽视了滨江小学附近“严冈”在哪里和“冈”的地貌。

《元和郡县志》等史书记载更深刻的内容是严州城当初为何而建，是因“招来了当地土著居民”实现编户齐民和“当邕州通往桂州的要道上”而新设严州城，故，所谓以“严冈”命名仅是表象。其本质与前两个严州得名一样，即因官民相互“严敬”缺失导致动乱，又由乱变治，以至希望从此能“严敬”，才被命名为“严州”。为了更进一步说明此点，不妨看看唐代《元和郡县志》一些“特别”的记载。《元和郡县志》称“严州东西距离1441里”，通过数据分析，当时桂州（今桂林）、柳州、象州、严州（来宾）、澄州（上林）、邕州州界东西距离加起来、再加上史书所说的严州城南距红河一里，恰巧是1441里，说明这条线的数据累加早已被该书当作“严州”州界东西长度，且长度竟超过当时广州东西长度648里而不被作者质疑，可见当年严州应具有贯通南北的作用，享有独特的政治地位，否则不至于数据如此“失实”。再看《元和郡县志》记载：“邕州……乾封二年（667年）置都督府，后为夷獠所陷，移府于贵州（今贵港），景云二年（711年）州界平定，复于邕州置都督府。”讲的是邕州都督府竟因乱而搬去今贵港近半个世纪，说明当年这1441里的南北通道区域动乱十分严重。相比而言，严州区域能实施正确民族政策，由乱到治，又由“治”而需新立一个州来巩固成果，应是十分罕见。甚至可以推测朝廷之所以新立严州，用意应是用其引领解决这1441里广袤区域的动乱堵点问题，因此才有上述“大州界”记载。由此，严州得名并非简单地以“严冈”得名，归根结底，是出自“敬德保民”思想，出自对“严敬”的期盼。从这一角度推理，后周让赵匡胤遥领严州刺史，应该也是理想政治的一种寄托，它借助“严州”地名表达了对“严敬”的渴望，借助严州州治来宾县的县名表达要实现“天下来宾”更宏伟的理想。

总之，赵匡胤的第一次“遥领”，选择严州，既是偶然也蕴含了必然。从朝廷使命上来说，严州有瑞兆。公元666年唐高宗封禅泰山，全国出现了万国来宾的景象，当地属于贡象古道，可能也出现了瑞象上贡京城热闹场面，加上万民来附的势头，因此于次年新立严州。又依据古籍儒家学说“万国来宾，礼仪有容”等而命名严州附近一条流水“来宾水”，进而76年后即天宝二年（743年）改怀义县为来宾县，并以之为后来严州治（严州曾改为循德郡16年），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不变，因此后周朝廷才会选择富有政治蕴含的“遥领严州”的地方来表达、宣示国家伟大理想。从选人用人来说，“遥领严州”近有先例典型。据《旧五代史》（卷九五）记载：后晋名将皇甫遇曾“遥领严州”，几次胜契丹，但947年契丹再次南下，时任主帅却不战而投降，其心中不平，对他人说：“我身荷国恩，位兼将相，既不能死于军阵，何颜以见旧主！更受命图之，所不忍也。”于是割喉自杀而死，远近之人均称其有“仪节”。公元953年，皇甫遇的妻子上书后周皇帝请求为尼，得到允许和赐物以及大师称号。应是后周皇帝感怀其人，于次年让赵匡胤依样“遥领严州刺史”。正是这一“遥领”，滋养了赵匡胤的战略思想，为其迅速崛起成为为数不多的禁军领袖、因“来宾”美名而获得更多正统舆论资源打下了必要基础。这也难怪赵匡胤后来十分看中“遥领严州”的经验并复制给其弟宋太宗传承。

2.赵匡胤“德望”形成与先南后北统一战略成功实践。赵匡胤“遥领严州”后，品德和威望越来越高，逐步走上开国之道，离不开两项重要举措。

（1）结义社十兄弟。南宋李攸《宋朝事实》（卷9）记载：“太祖义社兄弟，保静军节度使杨光义，天平军节度使石守信，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忠武军节度使王审琦，忠远军节度使刘庆义，左骁卫上将军刘守忠，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彰德军节度使韩重赟，解州刺史王政忠。”（注：所列9人，加上赵匡胤本人共10人），这些早年身份较低时的结义兄弟为赵匡胤“遥领严州”后掌握后周禁军侍卫亲军和殿前军立下了汗马功劳，为赵匡胤“黄袍加身”创造了有利条件。

（2）“先南后北”统一与“以战促和”成功实施。赵匡胤遥领严州刺史，开启了他对南方的关注，逐渐形成独特的统一方式。当时，北方有北汉、契丹强敌，南方则较弱，若按统一先后顺序排列，割据政权有荊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吴越、漳泉、大理8个。以地理天险而论，南汉、大理瘴气重，最令中原将士忌惮，大理信佛尚能内敛尚和，而严州所属国南汉则被视为史上最荒谬不经的禽兽暴政政权，对宋朝非常强硬。对赵匡胤而言，最大的眼中钉、最关键的统一步骤就是拿下严州所属的南汉政权。于是，赵匡胤统一南方采取稳中间、先取后蜀再武力包抄南汉的策略。由此，形成了一个显著的特征——全程“以战促和”。

翻阅史书可知：宋朝大军直接正面武力征服的有后蜀和南汉2个政权，被邀约合作又反变征服的有湖南1个，长期围困和战相间但最终征服的有南唐1个，和平解决的有荊南、吴越、漳泉3个，划界藩属的有大理国1个。所有被统一政权的最高领导者都被豁免，还得到了封赏。从地方史籍还发现，赵匡胤最早部署统一各地割据政权的并非第一个被统一的荆南（南平，963年灭亡），而是南汉，与南汉严州边境相接的象州应该是最早被关注的。《象州志》记载：“张仁谦，汝州人……入宋，以平李继筠，功授象州刺史。”经查《宋史》，李继筠并未叛乱，叛乱之人姓李，实为李筠，在赵匡胤开国第一年即960年反叛被镇压，11年后南汉才灭亡，可见作为宋代象州第一个刺史的张仁谦实际应是先“遥领象州”。这也说明了在刚开国时宋朝就开始从严州象州一带着手研究统一南汉方法，因此到971年赵匡胤派潘美帅军征伐南汉时成功避开南汉主力和天险，而从贺潇古道上的贺州撕开突破口直逼南汉首都广州。众所周知，此古道沿府江而下至梧州，又沿西江红水河至今象州和金秀大瑶山一带形成一个地理单元，明代王阳明等称之为大藤峡“周遭六百里”，可见赵匡胤统一南汉“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时，这些地方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其崇高德望和威望形成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三）着意复制“遥领严州”经验，部署其弟（宋太宗）接班路径

有学者认为赵匡胤没有传位给他的儿子，皇位是被弟弟宋太宗赵光义篡夺了。但邓广铭（中国宋史奠基人）、王育济、张其凡等学者系统地论证了赵匡胤有意让其弟接班。从赵匡胤复制“遥领严州”经验给宋太宗的视角也持“有意安排接班”这个观点。

1.宋代取消广西境严州建制或是皇权避讳和部署接班造成。上文所提严州州治来宾县县名具有“万国来宾 礼仪有容”之瑞兆，但《文献通考》（卷323）以及古代《象州志》、当代《来宾市志》等史书均记载“宋开宝七年（974年），废严州，以其来宾县来属（象州）”，说明971年统一南汉后3年取消了严州建制。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古代皇帝未任皇帝时担任的一些官职需避讳。如唐代避讳李世民担任过“尚书令”不复设。自赵匡胤“遥领严州”之后也没有发现其他人遥领此职务，上文提及的张仁谦在宋朝开国时也只能遥领象州刺史而不是附近的严州刺史，那么为了皇者独用有可能裁撤严州。二是统一南汉后行政区划进行整体性调整。从《宋史》和《文献通考》（卷323）看，亲征南汉的统帅潘美于开宝五年（972年）兼岭南道转运使，这一年废了许多州县，如康州、潘州、南仪州、牢州、绣州、禺州、徐闻县等，基于岭南管理新需裁撤。三是复制经验部署接班。《淳熙严州图经》记载，开国第一年（960年）赵匡胤以下诏方式让弟弟宋太宗“殿前都虞候……行睦州刺史、本州防御史”（见《太宗皇帝初领防御使诏》）。或许在赵匡胤看来，当时的睦州也曾名严州，还属于吴越政权，可以仿照自己遥领严州成功走上帝位的经验，让其弟择近遥领睦州，这样既可避开自己用过的“严州”名，也可激励其弟尽早认识到身负接班重任、尽快加速统一吴越，避免像前代主弱或主幼被灭国的结局，于是为避免日后纷争干脆裁撤严州。

2.浙江严州演变为“王兴之地”，可见“严州”在宋代具有独特政治地位是一脉相承的有意安排。景定《严州继志》序：“严，为我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建旄之地，今皇储之封”“严州，在国初仍唐旧制为睦州，隶吴越。建隆元年（960年），太宗皇帝以皇弟领防御使……宣和三年改州为严州，军为遂安军。高宗皇帝以皇子领遂安、庆源节度使……宝祐五年十一月，诏以皇子……遂安军节度使……御笔立为皇太子，而此邦节镇至是愈增重云。”《淳熙严州图经》记载相关诏、榜共4篇也可为证，故后人据此称浙江严州为“王兴之地”。

那么，宋代为何如此刻意重视“严州”？这可能与“兄终弟及”的皇权继承约定有关。赵匡胤传位给弟弟赵光义之后，赵光义基于形势没有按约定传给赵匡胤的后人，自此北宋都是赵光义的后代。故，对子孙和国人来说，赵匡胤为宋太祖，赵光义为宋太宗，都是“肇造”之人。赵匡胤黄袍加身时的官职是殿前都点检加归德军节度使（驻宋州），以宋为国号，故以宋为龙兴之地。赵光义则是从睦州（旧名严州）发迹，故有意区别，以睦州为龙兴之地。从南宋第一个皇帝赵构称帝于商丘（宋州）也可以看到端倪。靖康之难后，赵光义一支子孙仅剩赵构幸免，赵构考虑到本就应实行“兄终弟及”，过去没有实行以至于今日，故选择赵匡胤的龙兴之地称帝，其绝嗣又以赵匡胤的子孙承继，自此南宋又都为赵匡胤后裔。

三、历史启示和建议

（一）加强对“大一统”政治智慧的学习研究以资辅政。从赵匡胤“遥领严州刺史”可发现很多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智慧，比如由“遥领”而变为在京城设置“进奏院”，与今天一些学者提出让台湾各市县直接在大陆设办事处加强两岸联系有相似之处。又如“遥领”带来的观念认同和形成的政治话语权也具有一些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地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提升话语权、树立城市形象。

（二）加强对来宾悠久绵长历史的研究和传播。考古学家发现，来宾是3.6万年前壮族先民麒麟山人聚居地。人类学家考察发现，来宾是中国盘古文化重要发祥地，出土秦汉文物证实来宾市域存在岭南最早一批行政建制，甚至秦立岭南首郡桂林郡就在今象州境内而不在贵港和桂平。理由有五：一是《汉书》记载，秦置九原郡，西汉被更名五原郡，原地置有九原县；故鄣郡属秦代三十六郡，西汉改名为丹扬郡，原地置有故鄣县；以此类推，秦置桂林郡，西汉改名郁林郡，因此《汉书》中的“桂林县”应是桂林郡改名后于原地所置，而史书记载的历代桂林县就在象州境。二是象州妙皇即古之庙王，盘古村有盘古庙，与南朝任昉《述异记》“桂林有盘古祠”相符。三是象州军田村及其附近考古和出土文物可追溯秦代甚至更远，有战国象征权力的人首柱形器以及西汉墓群。四是贵港罗泊湾墓出土的“布蕃析”鼎、殉葬等与番禺南越王墓相关又相似，布、蕃、析均与计量有关，郁林郡治布山县得名应与计量有关，并非桂林郡治原地，也不符桂林得名“江源多桂，不生杂木”的历史记载，当是南越国诸侯地。五是《史记·南越列传》记载，“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湘城侯居翁”证实南越仍有桂林郡且不同于布山县的南越候国，说明汉武帝平南越后确如史书所说改桂林郡为郁林郡迁布山县。此外，来宾还涌现诸多本土人才和英雄，并与许多名将名相名臣、文化巨人结缘。红色革命与壮、瑶族重大民俗活动在广西也很有特色，且具有重要地位，需要不断深入挖掘、广泛宣传。

（三）加强对来宾独特深厚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传承。盘古文化、非遗壮族蜂鼓文化在来宾全域广泛分布，甘王庙仅在大藤峡大瑶山地区就有200多座。金秀不仅是“世界瑶都”，也是追寻费孝通先生等一批知名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践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使命的重要地方，称为“现代知识分子文脉”“统一战线主题教育”重要所在地也不为过。忻城壮族故宫、大藤峡博物馆、合山国家矿山公园以及广西省工委在来宾的足迹也非常具有吸引力。诸如此类，显示来宾独特深厚文化还有很多，还需下功夫研究和保护传承。

（四）加强对来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历史研究和赓续。2024年末，来宾市户籍总人口265.71万人，有壮、汉、瑶3个世居民族及39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超过76%，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主线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来宾市各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研究依然不清晰，对来宾市先秦时代“方国纳贡——源远流长的南北交往”、秦始皇时代“岭南首郡桂林郡创建——大一统格局下的行政管理”、汉至南北朝时期“盘古传说兴起、甘王庙广布——形成共同的祭祀文化圈”、隋唐五代宋朝时期“古郡名州与宦游双融合——显著的名人教化效应”、元明清民国时期“地方治理异化——各族人民反抗压迫意识的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加强”认识还不够深入，需要不断加强研究。

（五）加强地名文化保护和传承。目前，全市地名研究尚为零碎化，可加强力量，出版地名文化专辑，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当前市城区人文景观不多，可加强地名研究，在滨江小学一带建立纪念严州城的文化地标，将附近公园命名为严州公园，将附近的道路命名为严州路，其他一些知名地名如归化、循德、怀义等均可以因地制宜冠名。

（六）加强城市友好结对交往交流。三个曾经的严州各有特色，可以严州地名文化为联结，推进来宾市与杭州市、凉山州友好往来交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