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日，我携女儿与侄女从南宁自驾寻踪——祖父龙德洽回忆录提及的“贵县山北乡闭村龙特行家地下联络站”。

出发前，经牵线联系上了山北乡松英村党支部书记龙臻及其堂哥龙锦比。13时30分，龙锦比已在覃塘区等候，热情的接待与特色饭菜让我们的陌生感尽消。餐后驱车沿山路行七公里，我们抵达闭村。

在龙锦比家中，龙臻与几名村民已围坐等待，一场“红色往事”座谈在茶香中开启，尘封的历史逐渐清晰：龙锦比的太爷爷龙子陵，是我祖父龙德洽的同窗。龙子陵长子龙志明（龙锦比祖父），正是当年掩护我祖父的地下革命者。而祖父提及的“龙特行”，实为龙浩霖——他是龙子陵的堂兄弟，“特行”的“行”字取自其大女儿之名。“这是壮族旧习俗。”龙锦比解释，“以前常用子女名字代称父母，亲切好记。”

“那时我爷爷和浩霖公主要为伤员治伤、给游击队送枪弹、传送消息与转移队员。”龙锦比指着墙上的老照片，“这就是我爷爷龙志明。1947年秋武宣中秋起义后，古龙村的游击队长龙德仕受伤，便是来我们家养伤。他藏在祖屋阁楼，村民轮流送药送粮，未走漏半点风声。”他还提到，当年家中能自制步枪，却造不了枪顶针和子弹，全靠太爷爷龙子陵的妹夫（在香港做生意）暗中把物资送回，才有武器支援游击队。

龙锦比最后补充：“我们村龙姓与古龙村龙姓历来交好，龙德洽带来的游击队员，家里都当作亲人一样送粮送枪，保障安全。”

座谈中，我提及祖父材料中记载的“大王村”“樟木乡林村”联络点。龙锦比放下茶杯说：“游击队怕暴露，从不在一地久待，他们先住闭村，后又转移到其他村子，联络点是流动的。”随即又补充，闭村龙家祖籍是樟木镇黄龙村林村屯，至今仍以亲戚往来，说着便当场拨通林村革命烈士龙国兴（1949年10月牺牲于五山乡战斗）侄女龙秋莲（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退休干部）的电话。那头，龙秋莲温和的声音传来：“小时候听我爸说过，龙德洽当年就住我们家，待过好一阵呢。”

大王村联络点的具体住户虽未考证清楚，但已有方向。龙锦比提及，龙子陵有位妹妹嫁至大王村，这为后续考证提供了重要线索。此次寻踪，已足够厘清武宣地方党史上的一段模糊记忆。

1947年12月，武宣中秋起义失利后，国民党部队血洗古朴村，炮击伏柳与汶村，赏金缉拿游击队领导人，设卡搜捕革命群众。危急时刻，武宣起义部队一二一纵队政治部主任龙德洽疏散至原贵县（现贵港市覃塘区）山北乡松英村闭村屯。现在可确认：1947年12月至1948年3月，祖父依托龙志明家（龙子陵故居）、樟木镇黄龙村林村屯龙国兴家，以及待考证的大王村某住户家，搭建了中共武宣县工委（武宣县武工队）地下交通联络站。

离开闭村前，我们专程探访龙子陵故居。龙锦比指着故居泥墙上的枪眼和门前一处空地介绍：“那片空地原有间造枪的小房子，可惜早已坍塌。”我伸手抚摸老化剥落的老屋，深感指尖触到的不仅是岁月的痕迹，更是革命先辈的温度——这座老屋既是祖父的隐蔽地，也是起义失利后武宣革命力量的秘密指挥点：韦敬礼、梁寂溪、韦昌铁、龙德洽等领导人曾多次在此开会，研究布置“分散隐蔽干部如何坚持斗争”。代表上级党委的张声震也在这里多次主持支部会，传达上级“分散隐蔽、保存力量、伺机反攻”指示，“派梁寂溪、龙德洽、韦昌铁返回通挽筹备武工队”的关键决策也正是在此酝酿成型，为后续武工队重建奠定了核心领导基础，让武宣革命有了“重新出发”的骨干保障。

恍惚间，我豁然开朗：武宣白色恐怖最猖獗之时，让革命力量“东山再起”的“圣地”，就是从闭村蔓延到大王村、樟木林村的这片红色据点。我似能看见：祖父与战友们围坐灯旁商讨对策；龙志明背着装有子弹的米袋潜入夜色；村民们踮着脚给阁楼里的伤员送草药、热粥……

女儿用指尖在枪眼边缘蹭了蹭，动情地说：“妈妈，爷爷们太勇敢了。”侄女也点点头，眼睛定格在刚拍摄的枪眼照片上。离开闭村时，夕阳将故居的影子拉得很长——半边倒塌的墙体、斑驳的泥墙、消失的造枪房，都在提醒我们：这不是普通的老房子，是武宣革命“东山再起”的根；这些红色遗址，不只是“记忆载体”，更是需要守护的“活化石”。

国庆寻踪，找到的不只是祖父的足迹，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红色接力”，而我们，都是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