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七岁的母亲，每日晨起，总爱倚着门框，看那些穿着鲜艳校服的小学生，欢跃着从门前掠过。那蓬勃的生气，映着她满头的银发，是一种教人安心又酸楚的对照。母亲健在，是我们全家无上的福气。而我的父亲却已在三十七年前，独自一人，悄无声息地走进了那永夜的沉寂里。每每念及，心底便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揪着，漫上来的是长大后才懂得的、沉甸甸的愧疚与遗憾。

父亲于我，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只记得他的装束与村里人格格不入：一条靛蓝色的长布带，沉沉地盘在头上；一身靛蓝色的衣裤，那裤筒阔大，裤头更是宽敞，穿时需在腰间折起好大一段，再用布带或一根松紧带紧紧扎住。这身打扮，在当年引来不少讪笑与白眼。孩童的敏感与羞耻，便在那一片单一的靛蓝里，悄悄地生了根。

九岁那年，我随父亲去迁曾祖父的坟。山路崎岖，他难得地讲起了家世。原来，我家是单门独户，曾祖父有胆识，独自从金菇岭的侗寨走出，在溪脑村扎下了根，留下“杨家山”的地名。可祖父败了家业，在父亲六岁时便撒手人寰，祖母随即改嫁。父亲成了孤儿，过继给并不宽裕的干爹，没念过书，在放牛与打零工的岁月里潦草地长大了。他的童年，是一张无父无母的、灰暗的纸。而我母亲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儿去，外祖母早逝，父亲“嫁”到了母亲的村里，两个苦根上长出的苗结合了，这便是我的来历。

我的童年，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片贫瘠土壤里开出的一朵无色的花。年幼的我不知“撒娇”为何物，父亲的肩头从不曾是我的“马马”。大人们终日为工分奔忙，我们便像野草般自生自长。穿的是哥姐传下的补丁叠补丁的“传家宝”；吃的是清水煮的、自家地里长的菜蔬，见点油星已是难得。我的任务，是照看妹妹，挑水、喂禽。贪玩忘了活计，天黑归家，总免不了一顿竹鞭。

我是极怕父亲的。他严厉，寡言，道理讲得少，鞭子落得多。厅堂门后，常年备着竹枝木棍，仿佛那是我的专属。鞭子抽在腿上的红印，火辣辣地疼，有时疼得我哇哇大哭，或索性撒腿就跑，在夜色笼罩的房前屋后徘徊，宁愿挨饿，也不敢踏进家门。怨恨，便在这疼痛与恐惧里，一丝丝地累积起来。

如今想来，生活的重担早已将父亲压得喘不过气，哪里还有余裕说笑。他不识字，却有一手好木工，谁家起屋都来请他，一去便是数月。他又懂些中医，我家吊脚楼的檐下，常年悬着各式草药。家人偶有风寒病痛，全凭他一手料理。记得冬日里刮痧的情形：我侧躺在火塘边，背脊烤得温热，他用一柄旧铜帐钩，抹了茶油，在火苗上撩过，便顺着脊骨刮下。皮肤先是发热，继而发烫，微微刺痛，不一会儿，大汗淋漓，病竟真的好了。

年岁渐长，一次在生产队送肥，我不慎踩断了称肥料的大秤杆。父亲无钱赔新的，盛怒之下，罚我跪在硬邦邦的茶麸上。次日，膝盖肿如馒头，他默默寻来草药为我敷上。而后，他扛着那断秤，一脚高一脚低，走出山外，去县城寻师傅修理。望着那渐行渐远的蹒跚背影，我忽然懂了，严厉之下，是他无法言说的艰辛与无奈。

父亲像一头牛，勤恳地在挣工分的岁月里挣扎，即便病了，只要能动，便不肯歇工。靠着这般勤苦，我们家年终竟略有余钱。然而，健壮如牛的身体，终究是垮了。我上初二时，县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此后，他再不能出工，全靠自采的草药与求生的意志，顽强地延续着那有限的生命时光。

一九八〇年深秋，我高考落榜，选择了从军，病骨支离的父亲没有阻拦，只嘱咐我“练好本领，保家卫国”。入伍第二年的一个秋日，姐夫搀着父亲，突然出现在边防军营，我惊得说不出话。他一辈子未出过远门，又拖着病体，如何经受得住这长途的颠簸？姐夫说，出门前也忧心忡忡，但想到父亲心中那团迫切要见到儿子的火，一切困难便都不算什么。当我看到他那瘦削的脸庞，深陷的眼窝，以及那不足六十却似七八十岁的苍老模样，心中积存多年的怨与恨，在那一瞬间烟消云散。

后来我入军校，提了干，第一次回家探亲，本想与父亲好好说说话，可刚到家，部队的“速归队”电报便追来。次日天未亮，我就要渡河归队。父亲执意要送，在哥哥的搀扶下，他支着拐杖，借着手电微弱的光，艰难地挪到江边。船离了岸，我回眸望去，那个佝偻的身影，依旧固执地立在晓风里，不肯离去。船桨“咣当”地响，那身影越来越小，终于模糊不见。

不曾想，江边一别，竟成永诀。

岁月流淌，父亲远去已三十余载。记忆里他的爱，是那样的零星与朦胧，甚至曾被严苛与疼痛所掩盖。而今于我，这零星与朦胧，却化作沉甸甸的愧疚。当他被病痛折磨时，我不在身旁；当我略有能力时，他却已无福消受。母亲说，父亲临走前只是闹着吃一碗云吞、一口红烧肉。这最简单的渴望，如今像一根针，刺在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泛起绵长而无尽的痛楚。

人生如长河，或激流，或漩涡。我的父亲，平静地，甚至有些寂然地，划完了他六十三个年轮。回望故乡，那江水依旧日夜奔流，洲滩上“哗哗”的吟唱不绝于耳。恍惚间，我觉得那便是我的思念，一声声、一阵阵，遥寄给消逝在岁月深处的、靛蓝色的背影。